從搶救性保護，到預防性保護，再到研究性保護，對長城本體的保護工作正在加速升級
“長城國家文化公園的系統規劃建設，有助于將不同地區不同文物和文化資源中蘊藏的長城故事，串成‘連環畫’，幫助今人讀懂古人的精神世界。”
記者自東向西，沿河西走廊一路行走，途經武威、張掖、敦煌等地，看到在文化遺產人人保護傳承的過程中，更多長城與人、自然與人文互動的新場景得以構建，保護成果人人共享的愿景照進現實
“這么高，這么厚的一堵墻，六百年都不倒，到底是咋建的？”這是51歲的長城保護員趙俊善經常琢磨的問題。
他的視線停留在一座孤然矗立在荒漠里的敵臺——杜家墩上，位于甘肅省武威市民勤縣境內，是古時修筑于長城城墻之上用作重點防御用的樓臺。
甘肅是“長城大省”，境內現存長城共3654千米，占全國長城總長度的約五分之一。戰國秦和漢、明三代長城的西端起點，均坐落于此?？琰S河，踞高原，翻雪域，越沙漠，長城依山隨勢，起伏連綿，蜿蜒于隴原大地，在雄山峻嶺中、戈壁荒灘里，留下古樸滄桑、浩氣蕩蕩的歷史氣息。
千百年來，長城承載著跌宕浮沉的歷史記憶巋然屹立，作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生生不息、歷久彌新。曾親歷邊塞風云變幻，守護絲路往來互鑒，古老長城也見證著新時代挖掘長城文化價值，在保護基礎上傳承與創新，以時代精神賡續中華根脈的不懈努力。
研究性保護加速升級
“老祖宗們太了不起了。”這是趙俊善經常念叨的一句話。
回望歷史，為保障絲路暢通和西北邊陲長治久安，漢、明等王朝因地制宜，修筑起綿延數千千米烽燧相連、墩臺和關城相互守望的長城建筑體系。
其中，東起烏鞘嶺、西至玉門關的河西走廊，現存漢長城1400多千米、明長城1200多千米，有著“長城露天博物館”之稱。歷經歲月與自然雕琢，河西走廊大部分保存相對較好的長城，高度依然可達4～5米。
不同于磚石長城，西北長城大多以黃土夯筑。以板為模，再填土用杖夯實的技術，在中國歷史悠久。而長城的建造技術則是“升級版”：夯筑長城一般使用“熟土”，即將建筑用土碾碎炒熟或經高溫處理。“這樣制作出的土，夯實后不易長草，墻體穩固。”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何雙全說。
此外，河西走廊的長城還多采用過植物夾層和夯土夾層互筑的創新技術，利用植物根莖的牽引力，保持夯土墻的穩定。柴草當“鋼筋”，沙石作“混凝土”——在敦煌漢長城遺址，一層沙土一層蘆葦紅柳的夯筑形態清晰可見。
在跨越千年的漫長歲月中，長城的“衰老”不可避免。一些地方，墻體根部酥堿、墻面掏蝕凹進、表層夯土風化、裂隙等病害多發。為保持長城文物筋骨健碩，甘肅省組織實施了90多項長城保護維修項目，包括搶險加固、維護修繕、防洪排水、防風固沙等。
甘肅省文物局副局長仇健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從搶救性保護，到預防性保護，再到研究性保護，對長城本體的保護工作正在加速升級。
以嘉峪關關城為例，借助無人機等技術手段加強巡護外，當地文保部門還安裝了150多個高精準度傳感器，設置了多種儀器對長城墻體開裂、風化等危及文物本體安全的病害問題實時監測分析，以此為依據制定保養維護方案。
記者在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領域多場耦合實驗室看到，研究人員通過對一段1:1復制的夯土城墻施加風吹日曬雨淋等溫度濕度影響，實時監測樣本數據變化，預演數年后長城文物和文化遺產可能產生的病害。
“我們想在避免取樣的基礎上，深化對長城的了解和認識。”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副所長裴強強介紹，目前，長城保護修復的最大難點在于對古代修筑工藝的全面復原。
“文獻中有用糯米漿作黏合劑的記載。但是幾百年過去了，墻體中的有機質已分解殆盡，古人以何種比例調制？我們仍在摸索中。”裴強強說，“構建起長城修筑文化的指標性理論，復原長城就有了科學依據。”
在甘肅省張掖市山丹縣拍攝的明長城（2023年5月16日攝）陳斌攝/本刊
體系性發掘長城文化價值
長城悠悠，跨越山川水陸，見證風云變化，凝聚起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和眾志成城、堅韌不屈的愛國情懷?？撮L城身上落滿的文明印記，聽長城背后堆疊的中國故事，就像為中華民族精神之魂填補血肉，讓它更加鮮活豐滿地存世、傳世。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里趙負趣自言，夫?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這枚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其實是一份出關“申請書”：公元前65年，敦煌壽陵里一名叫趙負的女子請求出玉門關，為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御寒衣物。
——“嘉峪關，規劃盡周完。巧匠精心勤運算，良工用料不嚴寬，只剩一頭磚。”
這是長城專家羅哲文為“一頭磚”寫的一首詞。相傳明正德年間，有一位名叫易開占的修關工匠。他精準估定修建嘉峪關，需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塊磚。待工程竣工后，監事官發現多出一塊磚，置于西甕城門樓后檐臺上。他想趁機發難，克扣工匠勞役工錢。易開占卻稱此為“定城磚”，直言如果搬動，城樓便會倒塌。此后數百年間，無人動磚，嘉峪關關城穩固至今。
曾經，這些寄托著情感、記錄著傳奇、閃爍著不同時代獨特印記的故事，僅在長城腳下流傳，或束于高閣之上，埋在故紙堆里，靜待發現。
一張藍圖帶來改變，為流傳千年的長城故事開啟了新篇章。
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十四五”時期文化建設作出戰略部署，明確提出“建設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等國家文化公園”。2021年，《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規劃》落地，將長城沿線15個省區市的長城文物和文化資源串聯整合，推動散落于歷史角落的文化標識、精神特征重聚、關聯、織補，共同彰顯中華文化重要標識。
嘉峪關長城博物館里，保存著一塊從關城北面邊墻出土的“長城工牌”。“工牌”正面刻有所處工段的起始和完工時間，即“加靖十九年七月初一日起初十日止第一工”；背面刻有當時施工隊負責人名單：“一工李靖隊起，二工梅喜隊，三工王元隊，四工侯勛隊，五工位宗隊，六工張曇隊止”。這些文字佐證了長城分工段逐級承包的修筑模式。
長城修筑分工明確、責任到人的證據還有很多。在河北境內的金山嶺長城，一些城磚刻有燒制年代和部隊番號，如“萬歷五年山東左營造”“萬歷六年振虜騎兵營造”等。對修筑長城的參與者來說，這既是記錄功勛的“紀念碑”，也是追責憑證。
明代志書《肅鎮華夷志》記載：“嘉靖二十二年七月十四夜，套虜潛之關西，欲襲肅州，指揮李玉守關，病失探備，致虜掘長城，而斧斤不入，后鉆地穴以入內境。”對照古人嚴格施工、質量至上的施工和管理制度，長城“斧斤不入”，來犯者只能打地洞入關的史料就更易理解。
“長城國家文化公園的系統規劃建設，有助于將不同地區不同文物和文化資源中蘊藏的長城故事，串成‘連環畫’，幫助今人讀懂古人的精神世界。”何雙全說。
仇健介紹，長城國家文化公園甘肅段對全省長城文化資源進行了系統梳理整合，計劃以“河西漢塞”“明代雄關”“隴右屏障（戰國秦）”三個展示園為核心，分支建立漢、明、戰國秦長城三個展示帶，以及融合黃河絲路文化、展示不同地域特色的8個特色長城點。預計到2023年底，長城國家文化公園甘肅段將初具雛形。
保護成果人人共享
明長城從武威市古浪縣大靖鎮長城村穿村而過。村民李豐忠家的后院墻與長城隔了約兩米，“三十多年前建房的時候，專門留了這條道兒。”
村里有十幾戶人家挨著長城住，他們都和李豐忠一樣，為長城留了“過道”。這是村里代代傳下來的規矩。“這墻結實，多少年了都不見塌。從小就聽老一輩念叨，不能動上面的土。”李豐忠說。
長城文化不僅包括文物本體，也涵蓋其賦存環境和周邊人文。感恩于“長城幫我們擋住了風沙”，城下人家代代相傳保護敬畏著“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
記者自東向西，沿河西走廊一路行走，途經武威、張掖、敦煌等地，看到在文化遺產人人保護傳承的過程中，更多長城與人、自然與人文互動的新場景得以構建，保護成果人人共享的愿景照進現實。
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縣安遠鎮南泥灣村，是翻越烏鞘嶺進入河西走廊的第一個村落。
過去的幾十年間，附近村莊的29戶群眾在長城周邊修建房屋和牲畜棚圈、養殖暖棚。為更好保護長城文物資源，當地于2018年啟動長城兩側歷史遺留房屋和牲畜棚圈撤遷工作。
搬遷工作完成后，當地通過電商直播對外宣介古樸壯麗的人文自然風光。越來越多的游客騎行、自駕來到這里，賞高原雪山，品藏家風味。沉寂的歷史資源重新煥發活力。
2023年夏天，安遠鎮的旅游人數創歷史新高，南泥灣村的客流量達到四五萬人次。游客登上海拔2000多米的觀光棧道，既可以遠眺馬牙雪山的壯麗風光，又能將蜿蜒并行的漢明長城盡收眼底。
從武威出發，沿河西走廊西進，行至張掖市山丹縣硤口村。一片面積達1.16萬畝的杏林與明長城平行，肆意鋪展開來，宛若一片新興的綠洲，護衛著長城。
2014年夏天，一群大學生來到硤口段長城徒步。當時28歲的長城保護員方偉告訴他們，自己想在長城保護區域外圍種植杏林，既可保護長城，又能帶動農民增收。年輕人熱烈響應，連續3年幫助村里種樹養護。2017年，林子開始掛果。
“這幾年，杏林越來越綠，長城保護越來越好，我們村也越來越興旺。”在長城邊長大的方偉說。
大方盤城位于敦煌市區90千米外，是玉門關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文物保護員，60歲的張建軍和57歲的陳萬英夫婦像戍邊戰士一樣，守護著大方盤城和一段長約2千米的長城，一守就是十多年。
他們的家，是附近戈壁中唯一的“現代建筑”。屋里鋪著灰色的地磚，襯得墻壁格外潔凈，臥室、監控室、廁所、儲存室一應俱全。屋后，陳萬英開拓出一小菜地，種點兒茄子、辣椒、西紅柿。屋前，是張建軍的“領地”，他種上了杏樹、桃樹。
在這里，古老長城和生活日常兼容并蓄。在歲月點滴中永續長存。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何問
(責任編輯：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