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長假期間，故宮博物院與敦煌研究院聯合策劃的“敦行故遠：故宮敦煌特展”大展吸引了眾多觀者。在武威市博物館沒有看到的幾件精美文物出現在午門的展廳中。比如“阮咸琵琶殘件”。據傳竹林七賢之一的阮咸精通音律，善彈琵琶，把秦時流傳下來的琵琶改制成“阮”。1980年7月，武威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南營鄉青嘴灣發掘唐代吐谷渾王族的墓葬時發現了這件樂器，這是迄今國內發現的唯一一件唐代阮咸琵琶，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墓葬出土了“大唐故武氏夫人”的墓志，證實墓主人為“則天大圣皇后侄孫女”，隨葬的這件樂器當為墓主人生前摯愛。
展覽還首次展出了剛剛修復的一組2020年出土于甘肅天祝喜王慕容智墓葬的彩繪陶和木俑。前排居中擺放的是一件彩繪陶雙髻女立俑，她的左右兩邊是彩繪的木雕頂風帽男立俑，后排是兩件彩繪的陶風帽立男俑。木雕頂風帽男立俑由整木圓雕而成，彩繪完整，頭戴橘紅色披肩風帽，外披橘紅色窄袖大衣，面部涂白彩，墨色勾勒五官，神態逼真，代表著吐谷渾王室的儀仗俑群陣容。唐代木雕，除新疆、陜西等地出土較多之外，其他地方保存不多。甘肅天祝喜王慕容智墓出土的彩繪木俑，從保存數量、人物造型、衣著打扮、形象發式等方面都富有生活氣息，和墓葬中出土的木制的天王、武士俑一樣，反映了吐谷渾王室的隨葬制度。
故宮大展“敦行故遠”展出的修復完畢的甘肅天祝喜王慕容智墓出土的彩繪俑
8月末筆者專門去甘肅天?？戳讼餐跄饺葜堑哪乖?。墓葬位于祁連鎮岔山村北，東、西、南三面是三山環繞，中間是較為平緩的山間盆地，和縱谷相結合。常規的單室磚室墓，封土、墓道、壁龕、照墻、甬道、墓室，布局分明。墓道位于墓室南部，長約17米，當時的考古領隊、甘肅省考古所劉兵兵介紹說，墓道內當時隨葬有很多木構件、墨繪磚塊、調色石、木旌旗桿，還有殉葬的馬和羊。近墓門處東西兩側都設有壁龕，壁龕內隨葬70余件組彩繪陶、木質儀仗俑群，文物多到“幾乎無立足之地”。在現場可以看到，甬道為磚砌的雙券結構，券頂上原繪有雙層門樓形象的壁畫，現在已經在甘肅省博物館修復完畢。墓室西側放置考究的棺床，棺木及絲麻制品已整體打包提取至實驗室，覆蓋于棺蓋、棺床及床榻上的絲麻制品圖案清晰，顏色華麗鮮艷，保存狀況很好，也已基本修復完畢。
2020年初秋到甘肅省博物館探訪時，筆者還幸運地看到了甬道出土的那方石質墓志，上篆書九字“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墓志內容顯示，墓主為“大周云麾將軍守左玉鈐衛大將軍員外置喜王”慕容智，系青海國王慕容諾曷缽第三子，尚大長公主，駙馬都尉、后為跋勤豆可汗，因病于“天授二年三月二日薨”，終年42歲，并有“其年九月五日遷葬于大可汗陵”的字樣。該墓志對完善吐谷渾后期王族譜系及相關歷史問題起到非常重要的補充作用。尤其是“大可汗陵”的字樣為首次出現，考古人員據此對“大可汗陵”的范圍進行了縝密調查勘探。
甘肅天祝喜王慕容智墓葬甬道及照墻壁畫
劉兵兵今年發掘的兩座墓葬依然在祁連鎮，編號分別為馬場灘一號墓、馬場灘二號墓。遺憾的是墓葬都被盜掘一空，只留下完整的磚室墓。一樣的墓道、一樣的有著磚砌雙券結構的甬道、一樣整齊而規整的棺床……只是無法知曉墓主人是哪位吐谷渾王族成員?？脊抨爢T正在棺床上仔細地提取著各類遺存，希望能找到一些線索。
來到了天祝，劉兵兵自然會帶我們去看夏鼐先生當年發現金城縣主墓志的青嘴喇嘛灣。這也是我們此行最想探訪的地方。
青嘴喇嘛灣墓群就位于武威市涼州區南營鄉，離祁連鎮并不遠，被認為是唐代吐谷渾慕容氏的墓地群。民國初年，武威南山首次出土了兩方吐谷渾墓志，一是弘化公主墓志，一是慕容明墓志。1927年武威大地震，又出土了慕容忠和慕容神威遷奉墓志，都收藏于武威文廟。1944年，夏鼐先生西北考古時在武威看到了這4方墓志。通過多方探訪踏尋，決定在武威南山喇嘛灣進行考古發掘，最終獲得2方墓志，一是金城縣主，即慕容忠之妻的墓志，二是慕容曦光的墓志。
藏于甘肅省武威市博物館的弘化公主墓志
手頭正好有《夏鼐西北考察日記》可讀，可以了解詳細的考古過程。1944年10月8日，夏鼐“至上喇嘛灣，住一蕭姓者家中。屋在山腰間，其南為村莊，冰溝河由西向東流，經過村中，對岸為變質巖之石山，稍西有一徑南通干溝，屋之背后即背面即為黃土之土山，唐墓即在此山上。”
雖然現在我們在山崗上所能看到的只是回填后的深坑，但通過夏鼐當年的詳細記錄，可以了解這間磚墓的情況。比如，墓頂離地面約3公尺，墓深為3公尺有余，墓系四方形，每邊約4公尺，磚層橫臥，疊堆至2公尺許，乃向上作弧形之頂，作成穹廬形，頂之最高處為正方形，由長方磚之側面砌成，近于六朝磚墓，與晚唐磚墓之水磨平滑者不同。因為是被盜過的墓，余物已經不多，夏鼐先生當年有一種“食之無味舍之可惜”的糾結，在1944年10月9日星期二的日記中他調侃說，“如果此墓有墓志，由吾人此次一停工，此志不知何日始能出土，十年后或百余年后，有人閱及吾人之記載，知此間尚有一半途停掘之墓，再加發掘而出現，恐在吾輩死后矣。”經過一個晚上的“輾轉不能入眠”，他決定“仍擬繼續工作，掘完此墓為止”，“何不多費一星期之功夫，以免百余年之等候后始能解決此問題。”并因此添雇工人達14人，將整個墓室向下開掘，達6公尺余……14日晨間天未亮即起身，繼續清理二號墓昨日之木板。且在平臺之外，發現“有磚砌成小祭臺一……祭壇上亂堆之遺物甚多，木屐底一雙，木俑頭部及上身頗多，小琵琶及小琴，棋盤，殘絹，鑲嵌螺鈿之木片殘片，亂堆一起。小祭壇之西，地上亦有木俑頭部，又有木馬二，一白一紅，顏色不同。”
15日，“今晨開工較前兩日為早”，“中午發現墓志一方，始知為金城縣主之墓。”墓志上下長36.5厘米，闊35.5厘米，厚4.5厘米，蓋上篆“大唐金城縣主墓志銘”九字，四周斜面篆十二支，銘文共16行，行16字。志文間朱紅格，一部分尚保存。“掘得此墓志時，閻君（文儒）適以中午收工，由一號墓前來參觀，見及大喜，忽失笑云，‘真掘出墓志來。’”“余以半日之工夫，始清理完畢，繪畫提取，完畢時已暮色蒼茫矣。”雖然又困又累，夏鼐在日記中直抒胸臆，“然精神方面極愉快”。這塊墓志現在藏于南京博物院。
很快，16日，夏先生在一號墓發掘到慕容府君曦光之墓志，“志蓋取開后，見志石已裂，上鋪淤土上有絹紋，似原來鋪有一層細絹，淤土似為后來所積，不見朱紅格。”志石長闊皆61.5厘米，厚5.5厘米，四周斜邊四靈和十二神，志蓋篆“大唐慕容府君墓志銘”，志文共23行，行25字。除墓志外，又得漆碗數個。“其中一碗，以螺鈿鑲嵌成紋，最為美觀，與日本正倉院之唐物比較，絕不遜色，惜口部稍殘破。漆碗保存不佳。此二墓中之漆器，以提取后未能立即加以處置，取回舍后即已損毀，為余最痛心之事。”
這之后夏鼐先生查閱大量文獻，寫出《武威唐代吐谷渾慕容氏墓志》一文，1948年發表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文章開頭敘述了寫作的來龍去脈：“吐谷渾，發跡東北，徙居西陲，永嘉之亂，乘機興起，當其盛時，東抵洮水，西兼鄯善、且末，轄境廣袤數千里，及貞觀中，唐太宗大舉兵戎，戰敗之，其勢始衰。割據凡350年，龍朔三年，吐蕃遂取其地。然其后徙居涼州靈州猶襲可汗號，為唐蕃屏，百有余年。至貞元后，其封嗣始絕。歷時雖久，惜史傳記述。殊嫌疏略。1944年考古西北，于武威文廟獲觀近年出土之吐谷渾慕容氏志石四方，頗有足以補訂兩《唐書·吐谷渾傳》之闕失者。翌年秋，與友人閻文儒赴武威南山，從事發掘，得金城縣主及慕容曦光二志，如獲瓖寶，并得殉葬珍品多種，洵為考古發掘之奇遇。歸來后，乃將二志寫影精拓，以饗當世，并參稽史傳，略加考證。又綜合前后二志，作為年表，俾言吐谷渾失國前后之史事者考焉。”這段話白文相夾，讀起來很是上口。
文章對新獲兩志作了詳細、精辟的論述，指出了其中的疑誤，并結合之前的四志及《舊唐書》、《新唐書》等文獻，詳細列出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至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吐谷渾的歷史“年表”，基本梳理了不同墓志主人之間的前后承繼關系，堪稱歷史學與考古學結合的典范文章。
夏先生當年在文章最后也說，“異日志石更有續出者，當再理而董之。”20世紀80年代他的文集出版時，夏先生自己就在文后補記了兩次，一是新中國成立后出土于武威天梯山的慕容宣昌的墓志，一是1958年在喇嘛灣出土的慕容若妻李氏的墓志銘。
墓志的重要性在于它記載了吐谷渾王族的封號變化，如可汗、青海國王、大同軍使、朔方軍節度副使、朔方副元帥等，反映了唐朝對其相關政策的變化。墓志也較為詳細地記述了吐谷渾王族與他族的婚姻關系，可以看到吐谷渾慕容氏在不同時期與唐宗室、外戚、武則天家族以及當時士家大族的不同聯姻情況。
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近年一直關注邊疆考古。慕容智的墓志用漢字書寫，但發掘者在其志石一側發現兩行未識的文字，很可能是利用漢字創造的民族文字。恰巧，青海都蘭熱水血渭一號墓發掘出土了一枚印章，專家認為是吐蕃文字，釋讀為“外甥阿柴王之印”。“阿柴”是吐蕃人對吐谷渾的稱呼，印證了文獻記載的吐蕃通過王室聯姻的形式對吐谷渾進行控制，從而形成了特殊的“甥舅關系”。這枚有著明確出土背景的珍貴印章解決了這一區域這一時期很多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
從20世紀初偶然發現的弘化公主墓志到最新考古的慕容智墓，再到正在發掘的馬場灘一號墓，吐谷渾史的研究一次次因為新資料的出現被激活，并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從一個方面顯示了考古學與歷史學互相印證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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