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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守護敦煌60載 你所不知道的樊錦詩

    時間:2023-08-09 21:39來源:大西北網 作者:中國青年報 點擊: 載入中...
     
     
    樊錦詩在莫高窟第85窟壁畫修復現場檢查工作。
     
      85歲的樊錦詩再次回到公眾視野。近期,編號381323小行星被命名為“樊錦詩星”,為敦煌永久守侯。
     
      與此同時,她畢生的研究成果匯集成《樊錦詩文集》出版;“樊錦詩基金”也正式成立,繼向北京大學捐資1000萬元后,樊錦詩再捐1000萬元,支持敦煌文物事業發展。
     
      樊錦詩1963年從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來到敦煌,至今已在敦煌守護整整60年,她也從一名北京出生、上海長大的青春靚麗的姑娘,成為滿頭銀發、享譽中外的“敦煌的女兒”。“是敦煌塑造了我、成就了我,沒有敦煌也沒有我的今天。”樊錦詩說。
     
      ——————————
     
      日前,在敦煌研究院舉辦的樊錦詩從事敦煌研究60年座談會上,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博領域資深專家、相關領導,以及樊錦詩曾經的同學、同事對她投身敦煌研究取得的成就給予高度評價,并分享了不少樊錦詩身上鮮為人知的故事。
     
      聽著交往多年的同仁、朋友們回憶過往,頭發花白的樊錦詩不時微微地笑著,點頭向發言者致意,還不時認真地記下大家關于文物工作的建議。
     
      “作為一名扎根基層的文物工作者,我應當自覺投身于祖國的文物事業,正視敦煌石窟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堅守初心和歷史使命,為做好敦煌石窟各項工作盡自己應盡的責任。”樊錦詩輕柔的語氣中帶著一絲堅定,“要繼續為敦煌服務,更好地回報社會”。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厭千回改”
     
      在敦煌60年,樊錦詩帶領團隊在石窟考古和文化遺產管理方面走出了一條行之有效的道路,使敦煌石窟保護從搶救性階段邁向科學保護新階段,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得到國內外文物業界高度肯定和評價。
     
      在多年的同事,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員張先堂看來,樊錦詩和敦煌研究院團隊取得的成績來之不易,甚至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心血。
     
      張先堂記得,《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從院級課題立項到完成出版,前后歷時11年。“其中緣由很多,除了歷史機緣的集聚、學術條件的逐步改善需要時間外,更與樊先生對學術研究工作高度負責、認真細致、一絲不茍、嚴格把關的治學態度和精神有關。”他說。
     
      歷時十多年精雕細琢,《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考古報告一經面世,就得到各方高度評價。報告曾獲得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引起國際敦煌學術界廣泛關注和高度贊譽。
     
      張先堂回憶道,2011年,他與樊錦詩一起在巴黎參加法蘭西學院組織的法中敦煌學研討會,樊錦詩在會議上介紹考古報告,童丕、郭麗英等法國著名敦煌學專家翻閱當時尚未正式出版、還處于散頁清樣的敦煌考古報告時,即予以肯定和贊揚,后來樊錦詩榮獲法國“汪德邁漢學研究獎”。
     
      2013年,張先堂在莫高窟資料室見到來訪的英國著名漢學家、中國佛教藝術史研究專家韋陀教授,韋陀翻閱著樊錦詩的考古報告,夸贊這本考古報告寫得非常好,非常有創意和典范性,激動地表示要組織人把此書翻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學者。
     
      “我為樊院長的學術成果得到國際敦煌學術界贊譽感到高興,也感受到作為中國敦煌學者的自豪。20世紀80年代國際上流傳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情況被徹底扭轉。”張先堂說,樊錦詩曾告訴他,自己用40年時間寫出敦煌石窟第一本考古報告,才算完成了當年北大畢業時老師交給她的任務。這讓張先堂更加真切懂得“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厭千回改”的內涵。
     
      在樊錦詩看來,“板凳要坐十年冷”,是從事文物研究工作者要練就的一門硬功夫。“樊先生在敦煌的60年,完美地詮釋了什么叫‘擇一事,終一生’。”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沈睿文看來,這正是樊錦詩執著堅守、久久為功,用生命讓敦煌重生的寫照,“這也是她對青年學子的諄諄教誨和言傳身教”。
     
      除了學術上的堅守,作為敦煌研究院多年來的管理者,樊錦詩為保護敦煌默默地付出了大量不為人所知的努力。
     
      中國文化遺產院研究員黃克忠與樊錦詩是相識多年的同行和朋友,多年來,在面對要改變莫高窟管理體制的大事前,樊錦詩挺身而出,抗住壓力的事例令他印象十分深刻。
     
      黃克忠介紹,1998年有關部門要將莫高窟與某旅游公司捆綁上市。“這明顯是違背文物保護法的”。當時作為敦煌研究院院長的樊錦詩,如坐針氈。為了保護好莫高窟,樊錦詩找出國務院頒發的“關于進一步做好旅游等開發建設活動中文物保護工作的意見”,以此為準繩,多次向有關方面反應,慷慨陳詞,保住了莫高窟。
     
      2014年年底,地方出臺的大景區建設規劃中,將莫高窟-月牙泉列入規劃。“這是要改變莫高窟的管理體制啊。”黃克忠說,為了阻止此事發生,樊錦詩四處奔走,及時向有關方面反映情況。經過一番不懈努力,最后沒有改變莫高窟管理權。
     
      “在這一過程中,她置個人健康和安危于度外,人瘦了10斤。她尊重歷史和事實,敢講真話,不怕得罪人的做事風格,值得尊敬。”在黃克忠看來,敦煌研究院之所以發展如此快,成果那么多,“一個重要原因是管理體制始終未變”。

      “能與‘老太太’作同事,是此生榮幸”
     
      “能作為‘老太太’的同事,是我此生的最大榮幸之一。”與樊錦詩共事多年,和院里許多老同事一樣,張先堂喜歡親切地稱樊錦詩為“老太太”,“我感覺敦煌研究院就像一個大家庭,樊院長就像我們的大家長”。
     
      敦煌地處偏遠,生存環境艱苦,研究院要留人,更要靠事業和情感留人,要讓年輕人在研究工作中找到興趣點,實現自身價值。在張先堂看來,幫助青年成長成才,確保敦煌事業后繼有人,樊錦詩同樣付出了大量心血。
     
      1994年,張先堂調入敦煌研究院后,一直在為選擇適合的學術研究方向躊躇不定,研究工作一時打不開局面。此間,正是樊錦詩的教導和啟發,讓他選擇了敦煌供養人研究方向,逐漸走上了將敦煌文獻與敦煌石窟圖像結合起來開展研究的道路。
     
      “作為研究院負責人,樊院長經常走進青年研究人員中間,了解青年研究人員的所思所感,幫助大家確立方向、厘清思路。”張先堂清楚地記得,樊錦詩多次講過的3方面指導意見令他頗為受益。
     
      一講敦煌研究院的學者搞敦煌學研究,一定要揚長避短。張先堂回憶,樊錦詩經常說,敦煌研究院的學者守著莫高窟這個文化藝術寶藏,要充分挖掘發現其中蘊藏的多學科的材料及其價值。“她經常鼓勵蘭州分院文獻研究所等部門的同事不要老是守著老婆孩子熱炕頭,要多到敦煌,多進洞子,只要進洞子考察多了一定會有新發現”。
     
      二講學術研究不要扎堆兒趕熱門,要善于抓住冷門,找薄弱環節。“比如敦煌供養人就很少有人研究,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獻中有很多供養人的材料,抓住這些豐富的材料搞研究,一定會出成果的”。
     
      三講敦煌學研究要綜合運用多學科研究方法,要搞學科交叉,才會有拓展創新。“她多次對文獻所的同事說,你們搞文獻研究,不要眼睛只盯著文獻,全國許多大學都有敦煌文獻研究的資料,要比文獻研究我們不一定比得過人家,敦煌研究院的學者研究敦煌文獻材料應該把它與石窟中的圖像材料結合起來研究,這樣你才有優勢。”多次聽了樊錦詩的這些教導,張先堂茅塞頓開。
     
      “我檢索發現有關敦煌供養人的研究成果較少,但敦煌供養人的研究材料實在是太豐富了,這真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方向!”2004年、2005年,張先堂組織本院幾位同事先后申報并獲批了院級課題“敦煌石窟供養人圖像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敦煌石窟供養人研究”。
     
      近20年來,張先堂一直堅持開展敦煌供養人研究,持續五六年對莫高窟中的供養人圖像資料進行普查,并嘗試將藏經洞出土有關供養人的文獻資料與敦煌石窟中供養人圖像資料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
     
      這些年來,張先堂和課題組成員先后發表了20余篇論文,探討供養人圖像總量、供養人圖像發展演變歷程、供養人圖像資料的多學科價值等一系列問題,并由供養人研究進而拓展到對藏經洞封閉原因這一千古之謎的探討,闡述了藏經洞封閉原因的“供養說”。
     
      “回想起來,我從事敦煌供養人研究將近20年,追溯源頭,正是緣于受到樊院長的啟發引導,對此我一直感銘于心。”他由衷地說。
     
      “當我走進敦煌研究院院史陳列館,當我站在九層樓對面的戈壁上,面對常書鴻先生、段文杰先生,以及老前輩們的墓碑時,當我看到80多歲的樊院長還在為莫高窟忙碌的背影時,景仰之情油然而生,熱淚會忍不住往上涌。”長期參與敦煌文物保護工作的北京化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明明感慨地說。
     
      “為了讓莫高窟文化和精神傳承下去,為了讓研究院后繼有人、可持續發展,樊院長十分重視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王明明說,負責敦煌研究院工作20多年來,樊錦詩通過帶薪學歷培養、各種專業培訓、在重要崗位上歷練等多種途徑,為敦煌研究院培養出一批批能力強、結構合理的人才隊伍,保障了敦煌研究院的創新能力和可持續發展。
     
      “敦煌很艱苦,能來莫高窟不容易,能待下來就更不容易。我們要盡量用好每一個人的長處,讓每一個人都有所作為,讓每一個人都有希望。”王明明經常聽到樊錦詩這樣說。正是樊錦詩對年輕人的長期關注和傾力支持,讓敦煌研究院后繼有人,現在很多70后、80后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擔當大任,不少90后也開始嶄露頭角。
     
      在王明明看來,莫高窟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得益于幾十年來沉淀形成的敦煌研究院文化和以“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為內核的莫高精神。
     
     
    1999年9月18日樊錦詩在保護所會議室。
     
     
    樊錦詩在數字化工作現場。
     
      我心歸處是敦煌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羅琨是樊錦詩的大學同學,1958年他們一起踏進北大歷史系、選擇了考古專業。畢業后,羅琨去了中國社科院,而樊錦詩則遠走敦煌。
     
      大學期間,羅琨就對樊錦詩印象深刻。“我們一起進了免修體育課的‘保健班’,科目是打拳和跳繩。沒有課堂要求,秩序比較松散,唯獨樊錦詩,學習打拳,一招一式很是到位,我第一次發現了這是一位認真、自律的人。”羅琨回憶道。
     
      “作為老同學,我知道她是怎樣在前輩莫高窟人的感召下、在莫高窟同仁的支持下、在莫高窟60年工作的磨礪中成長起來的。”羅琨說,樊錦詩所得榮譽不僅是個人的榮譽,也是對一代代莫高窟人的褒獎。他說,幾年前,《我心歸處是敦煌》出版后,樊錦詩告訴他,之所以同意出版口述歷史,是因為深感“應該為莫高窟人立傳”。
     
      樊錦詩把畢生的激情和心血投入了莫高窟,在她心中,敦煌的事業高于一切。
     
      張先堂回憶,2004年,敦煌研究院科研處籌備為紀念常書鴻先生誕辰100周年暨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舉辦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等系列活動。“當時,對于是否舉辦、如何舉辦紀念常書鴻先生誕辰的紀念活動,由于種種原因院里存在不同意見。”他說。
     
      “我們要從歷史發展的大局著眼考慮問題,肯定、褒揚常先生也是宣傳敦煌研究院的歷史業績,宣傳老一輩專家學者對敦煌文物事業的歷史功績,激勵年輕一代人為敦煌文物事業繼續奮斗。”此間,樊錦詩多次講道,對常書鴻先生開創敦煌文物保護研究事業的歷史功績要充分肯定和大力褒揚。
     
      在樊錦詩支持下,常書鴻先生紀念活動取得圓滿成功。“院里為常先生鑄了紀念銅像,建立院史陳列館并設置常書鴻故居紀念室,舉辦紀念常先生百年誕辰的座談會和大型學術研討會,邀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時期、敦煌文物研究所時期曾在莫高窟工作的許多老專家重返莫高,實現了敦煌研究院大家庭的團聚。”在張先堂看來,這些重大活動可以在敦煌研究院歷史上記上一筆。
     
      在美國敦煌基金會主席倪密·蓋茨的印象中,“樊院長在工作上把控全局,非常果斷,實際上她也是一個非常和藹的人”。
     
      把握大局也關注細節,樊錦詩全身心致力于敦煌事業。對于這項特殊的事業,歷經60年洗禮,樊錦詩有著深刻的認識和長遠的洞見。
     
      “在大家群策群力、鼎力支持下,敦煌文物事業已邁上科學保護、研究、弘揚、管理道路,莫高窟在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方面的有效科學探索,得到國內外的高度肯定和評價。但敦煌文物保護利用和弘揚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永久的事。”樊錦詩說。
     
      “我心歸處是敦煌”,對于心心念念的敦煌,樊錦詩有3方面感受:其一,傳承歷史文化遺產,是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每一個莫高窟人必須心懷理想、腳踏實地,抓住問題導向、注重細節,踐行“莫高精神”,擇一事終一生,才能成就敦煌文物事業。其二,文物工作要與時代同行,20世紀80年代開始,抓住了改革開放的大好機遇,堅持開門辦院、守正創新,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一方面做文明的交流互鑒,一方面堅持引入國際先進理念、技術和管理,開創了敦煌模式,鑄就了敦煌質量品牌,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了世界上敦煌學研究的最大實體,以敦煌石窟為代表的“中國特色·敦煌經驗”文物保護模式也已基本形成,并逐步走向國際。其三,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既需要青燈黃卷,也需要科學精神,堅持以研究為基礎、以法律為依據、以規劃為藍圖、以人才為支撐、以永久保護、永續利用為目標的科學發展路徑是取得成績的關鍵。
     
      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考察莫高窟時,勉勵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再接再厲,努力把研究院建設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和敦煌學研究的高地。“我認為,作為敦煌研究院的名譽院長,這也是對我個人的要求,所以我對敦煌的奉獻還要繼續,還要再盡綿薄之力。”樊錦詩說。
     
      近期,樊錦詩決定把近幾年陸續獲得的 “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的獎金以及個人積蓄,湊足2000萬元,設立專項基金。一半贈予母校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支持北京大學敦煌學的研究,開展相關的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國際交流;一半捐贈給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用于推動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弘揚事業發展以及急需人才的培養。
     
      “這算是自己對敦煌事業,對推動全社會全方位助力敦煌研究院‘典范’‘高地’建設,再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她說。
     
      “樊院長捐出2000萬元人民幣,用于敦煌學研究和莫高窟保護。這對于一介書生確實是一筆巨款。”相較于樊錦詩對敦煌研究的慷慨捐贈,在王明明印象中,樊錦詩在平時的工作生活中是“能省就省”,從不亂花一分錢。
     
      王明明說,出差到北京,樊錦詩常住在景山后街的小旅館里,每天200元左右。有職工考上研究生,但由于不在編、收入低,不符合帶薪上學政策和條件,她就自己出錢資助他上學。
     
      “她外出公干總是一個人,坐飛機是普通經濟艙,出入沒有隨員。”香港敦煌之友副主席李美賢女士和樊錦詩交往多年,她說,樊錦詩雖然是院長,但沒有架子,沒有高高在上的感覺。
     
      “記得有一次我們幾個人在莫高窟前面的河邊散步,天色晚了,要返回莫高窟,樊院長在一個閘口對里面的人說,讓我們進去吧!”李美賢回憶道,樊錦詩喊了多次,里面的工作人員沒有理睬,后來同行的人說她是院長,里面的人愣了半天才讓大伙兒進去。
     
      “透過這些與樊院長有關的大事小情,我們可以看到她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其管理邏輯和本質在于激發人們的善意和良知。”王明明說。
     
      “我們是做了一些事,但這些事都是應該做的。敦煌還有許多事等待我們去做,以后的工作還要做得更好,不存在最好。”樊錦詩希望新一代莫高窟人,自覺肩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勇做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傳播者、創新者,讓莫高精神代代相傳。(記者 馬富春 圖片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責任編輯: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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